苏轼在深冬的杭州广严寺，听到了暮鼓晨钟, 决意不去参禅礼佛,即兴写下:“ 暮鼓朝钟自击撞,…卧听萧萧雨打窗。” 他于残灯将灭时刻，一旦恍然
。一个世纪之前，十三名共产党人的代表，谛听民族的怨声，辩识中国历史长河的兴替与更迭，不过是王权之间相互取代的抱残守缺。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敲响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覆灭的丧钟。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嘉兴南湖，流淌出一个充满思想光芒，行稳致远的百年大党。
我的父亲是在1939年的皖南参加新四军的。在苦风凄雨也是抗战最艰难的1942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记载：中共中央在1938年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做出了“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我父亲和伯父就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参加的新四军。“不当亡国奴”，父亲参加新四军的动机是单纯而朴素的。有匹夫之勇，也是百姓之心。我问过父亲，战乱年代从军，是真的不怕死吗?父亲反问，“难道悲壮的死去比苟且地活着还需要勇气吗”?匹夫之怒，也可以血溅五步!
1990年我去过安徽泾县茂林皖南事变的发生地，目睹了新四军九千多人，几近全军覆没的血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怒而题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后，父亲说及在皖南事变中他并没有被围也没有被捕。只因跟随军部伤病队提前走了一个月而幸免于难。看不出他的神态有丝毫后悔和后怕。倒有些“恨不抗日死”的凛然与情怀。
他常说，“我的生命是部队给的，也是老百姓给的”。入伍不久，他受黑热病感染长期卧病，新四军所部辗转敌后，是部队和老乡用担架一步一步抬着他行军打仗。一口汤一勺药为他治病。他说，老百姓是他的续命恩人。
毛泽东同志提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件法宝之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差不多有十年，但是蒋介石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历史反动。除了发动皖南事变，还持续对新四军上下其手。一次父亲外出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误入了国民党军队营区，随即被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所部扣留在押。在被押送途中，父亲趁敌不备，奋力逃跑，是在皖南老百姓的帮助和掩护下脱离了危险。
反者道之动。事物到了极限就要走向它的反面。父亲曾在部队担任粮秣科长，由于新四军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军需物资的供应有了可靠的来源。共产党的军队所到之处都能迅速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响应。而国民党军队则一味依靠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人心向背，两党之间的民意较量其时已见分晓。
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1950年11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从山东紧急入朝，参加东线作战。到后来调入志愿军总部留守朝鲜，在朝鲜战场先后待了六年。我母亲也因此跨越鸭绿江去朝鲜看望父亲。从朝鲜军民的身上她看到并切身感受到中朝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祭扫烈士陵园是对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的最大怀念。万籁俱静，只有金达莱花开的声音，才是对这些“睡”去不久的异国士兵的真情流露。物无其物，音无希声，一钩新月天如水。
百年哪得更百年，晨钟暮鼓无休时。据史立论，民心如鼓。熔昔于今，可鉴三点启示：
一、晨钟暮鼓，是一种政治态度。远虑必有远见。习近平同志说，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民心立党，这是对当今世界执政党亡党覆国的鉴戒。毛泽东同志在1962 年就提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立足百年基业，我们可以逾欧超日;放眼未尽事业，全党应当慎终如始。
二、晨钟暮鼓是一种政治同心。从战争年代老百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党的干部，到对党内腐败深恶痛绝，这其实是党心和民心的距离。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党与人民最密切的联系。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因此无至不通，无往不胜。浑然一体的交融，人民才能信你如初。
三、晨钟暮鼓是一种政治表达。法国哲学家政治家孔多塞，他提出，民主参与政治，如果公民选择正确概率平均高于二分之一，则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概率的正确表达将无限趋近于一(100%)。反之概率无限趋近于零。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政治体制优势，有心听取民意，无隙代表民心。这既是我们做好下个百年工作的旨归，也是我们表达政治方向的用意和源泉。
五代十国的道士张荐明听到宫中报时的鼓声，对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说，陛下听到这鼓声了吗?五音十二律中，鼓声是单一，而且不在列其中的，但是能够反映并调和这五音十二律的却恰恰是鼓。单一是万事之本，能坚守单一的人是可以治理好天下的。
黑格尔曾经混淆了历史和逻辑的先后顺序，对这倒因为果的推演，马克思果断予以纠正，提出了思想体系的准则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民心当前。
纵横百年，风云晓示。 1921年是幸运的，例如人民;中国共产党是幸运的，因为人民。晨钟暮鼓，不当逆于耳，暮鼓晨钟，当不绝于心……。(文/李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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